回看「凝望的時代」

前陣子我接了一些寫說明文的CASE,主要是台灣攝影家的作品,因為這個機緣,我注意到國美館有「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一展,並抽空到台中一看。雖然去的時候太晚了,非常難得的動態展演「林寫真館」(此展演在復原林草開設的「林寫真館」的攝影棚)已經結束了,但還是看到許多有趣的作品,並產生了一些聯想。這個展覽已在十月結束,之後,我一直想針對這個展覽寫一些心得感想,今日總算動筆成文。

這次的展覽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攝影作品為主。儘管在1870年代時即有包括湯普生、馬偕等西方人為台灣留下最早的攝影影像,但在1900年代初期,攝影術才真正開始為台灣民間所使用。當時寫真館在台灣各地蓬勃出現,如施強在1901年開設「二我寫真館」,同年林草頂下台中的荻野寫真館,並更名為「林寫真館」。「凝望的時代」一展的展件,除了來自二我和林寫真館之外,還有不少是台北楊寶財(1901-1990)的「楊寶寫真館」、楊梅吳金淼的「金淼寫真館」、鳳山黃玉柱的「光華照相館」、桃園林壽鎰「林寫真館」等1920或1930年代開設的寫真館的作品。不只是日治時期營業為主的寫真館,此次亦展出了日治時期業餘玩家的作品,如張清言、楊肇嘉,可說是策展人簡永彬先生多年來田野調查的心血結晶。

寫真館開設之目的不外乎營業,因此留下的攝影多為攝影棚內的人像寫真,或所謂的「外寫」,亦即應家族、團體和機關之請而到攝影棚之外拍攝的作品。從人像寫真來看,當時的寫真館為因應商業上的激烈競爭,採取各種手法來拍攝,或讓被攝者女扮男裝或在姿態上有所經營,或藉著二重乃至三重曝光的方式,讓被攝者的面容多次出現在畫面上,又或在黑白照之上又添彩繪。另一方面,在「外寫」的照片中,通常是以建物的門口為背景,讓人物並排而站或立的團體照。比較特別的是,有一種是為廟宇籌建或改築團體而照的,是以鷹架架構的廟宇為背景,人物除了被安排在廟宇前方之外,有些被安置在後方的鷹架上,如吳金淼拍攝的「常設興行場楊梅座新築土事上棟式紀念」。不過,在這張相片中,這些站在鷹架上的人物縮小的比例不太自然了,很像是因為未及趕上拍照,攝影師後來再添加上去的。

在這些寫真館攝影棚內所拍攝的作品之中,有幾件非常有趣。麗景照相館所攝的黃清波(金馬影帝歐威父親)相片,只見黃清波背對著攝影師的鏡頭正在照鏡子,他在鏡頭下的世界中僅露出半邊臉,但整個正面卻清楚地投影在鏡中世界中,呈現出黃清波看自己,攝影師又看黃清波,而觀者又察覺攝影師觀看黃清波的角度,非常多層次的觀看。另一張是林草拍攝的「肖像拼圖」,一人坐在椅上,專注地持一扇,扇上乘著自己放大的頭部特寫,這個特寫齜牙而笑,在另一邊又是一個自己,斜靠坐椅邊,似笑非笑地看著自己的頭部特寫,有種詭譎的趣味。還有一張黃玉柱所攝的「裸女」,S形的站姿,一手拉住布遮掩私處的姿態,顯然與西方維納斯女神的形象有關。這些特別的拍攝手法來自何處?與日本當時的人像攝影有何關係?甚至與西方的攝影潮流乃至藝術的整體發展有無關聯?

上述這些作品雖然手法特別,但多為人像攝影,很難排除是基於商用目的而作,不過,1930、40年代也出現不少純為藝術追求而作的攝影作品。第一位前往東京寫真專門學校就讀的台灣人—彭瑞麟,在1932年返台後,於台北開攝亞圃盧寫真館,並積極地鑽研新的技法。彩色軟片在1947年才問世,但彭瑞麟在1930年所攝「靜物」就藉著三色轉印法製作出有如彩色相片般的效果,此作也在這次的展覽中展出。另外,這次展覽還展出了彭瑞麟所攝的三件風景照片,相中全無人物,只有滿天空流動的雲氣、平坦遼闊的原野和昂立而生的樹木,畫質略顯朦朧,乍看仿若一幅十九世紀西方的風景畫般。彭瑞麟曾隨石川欽一郎學畫,這樣的表現或許與他此一學習背景有關!?有趣的是,以集錦式攝影表現有如中國山水畫意的郎靜山,也是在1931年在上海開設「靜山攝影室」,並在1934年做出生平第一張集錦式攝影作品,並入選英國的國際攝影沙龍。攝影與繪畫結合的作法,在當時世界的攝影風潮中到底有何意義?是一種世界風尚?是東亞各國在接受攝影術而產生的特有手法?還是純粹只是一種個人選擇?

除了日治時期寫真館的攝影作品之外,這次的展覽也展出了1870年代馬偕博士在醫療傳教時留下的影像,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製作的「繪葉書」,也就是今日所謂的「明信片」。這些作品一方面有相當的紀錄性,可被當作理解拍攝年代的一種史料,一方面卻可能也潛藏著拍攝者或被攝者某種特殊用意在內。特別是總督府製作的「繪葉書」多以台灣山岳和原住民為其拍攝對象,販售的對象是誰?是日本島內的民眾?還是打算外銷西方?又,這些作品除了成為總督府教化、奉公、褒揚政績的工具外,日本如何以此一圖像建構自身作為殖民帝國的形象?又日本其他殖民地如滿州國、朝鮮,是否也有類似產物?

自1986年起,由於文建會所推動的「百年台灣攝影史料整理」,使台灣早期的攝影作品在文史工作者之間受到矚目。包括張照堂、簡永彬在內的攝影家,開始蒐集和整理老照片,並試圖據此勾勒出台灣攝影史的脈絡。台北市立美術館也自1990年代起,開始收藏台灣本土攝影家的作品,並在1992年舉辦「1940—70年代的台灣攝影」一展。不只是攝影界,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也在1992年二月至六月舉辦「台灣早期攝影史料」的課堂,顯示了學術界對此一課題的回應。「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展覽,可說是此一文化和學術發展的成果。然而,此次展出的這些作品,除了縱向貫串起台灣攝影史的脈絡之外,若能橫向與同時代的日本、韓國、中國,甚或西方世界相連,或許更能清楚地理解台灣攝影史自身的脈動。

by LUCA

附記:

其實,我會開始注意到台灣攝影,最主要是因為研究所的好夥伴以此為論文題目,雖然他因為身負著更重要的家族和社會責任,而暫時未能繼續下去,但仍很期待有朝一日能看見他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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