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側寫

    2011年12月15與16日,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舉辦「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邀請多國學者與會,凝聚各種議題、意見和討論,也開啟多方發展的可能性,於掌聲中落幕。主辦人表示,過去許多研討會與展覽皆著力於宮廷藝術,然而研究範圍或許可以再擴張,宮廷與地方之間充滿了各種值得細論的互動關係。

    較之同單位於2009年6月舉辦的「乾隆宮廷藝術學術研討會」,集中於乾隆皇帝與宮廷藝術,反映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日漸蓬勃發展的宮廷史與乾隆研究,「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此一題名本身,亦透露幾個清代研究的重要趨勢。以視覺文化命題,可見主辦單位企圖打破過去以藝術品為研究中心的藝術史單一領域限制,而納入如戲劇、物質文化等多元領域,創造更為寬廣的討論空間。而近乎橫跨整個十八世紀的乾隆朝,正是檔案資源與視覺材料最為豐富,適於進行各種討論的時期。大標題「宮廷與地方」則提點出近年宮廷研究發展的嶄新角度。2007年起,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與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進行中國古代宮廷與地方技術交流史研究計畫,成果展現於2010年出版之《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與交流》一書,著重在物質文化與技術交流層面,偏重觀察技術與物品如何從地方進入宮廷。此次由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之乾隆時期視覺文化研討會雖亦以宮廷與地方為主題,然在觀察視角以及範圍上皆超越先前之研究。主要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焦點放在視覺文化,不論書法、繪畫、版畫、器物、建築或戲劇等傳統媒材,不受限於過去以之作為主要探討對象之做法,而是擴展至視覺文化之討論脈絡;二是對宮廷與地方之關係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從多樣性視覺文化間的交會、對立與融合等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乾隆時期視覺文化與藝術發展,並試圖重新定義十八世紀的東亞之藝術發展。

    總的來說,這場研討會各篇文章牽涉到的媒材、議題與面向十分龐雜,實難作出真正簡潔精確的分類,然而為論述之便,筆者粗略地劃定三個方向:一、物質、互動與轉譯,二、「內」與「外」:宮廷、地方與域外,三、去中心:回應與挑戰,分類方式除了以為文者關注處理的議題,也觀照文章所帶來的可能啟發,及其回應一些其他重要問題的價值作為基準。最後也觀照這次研討會各項議題整體,提出對清代視覺文化研究進一步的思考與展望。

 

一、物質、互動與轉譯

    此次研討會中的幾項研究,雖然主要分屬藝術史的器物研究、歷史學與物質文化領域,但皆是從物的角度出發,探索清代研究關心的各式議題。扣合研討會的主旨,許多研究者顯然將著眼點擺在宮廷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及互動,並且利用物質作為切入角度,深入探索所謂關係和互動的實質內涵。

    陳國棟在其過去研究內務府包衣及地方稅差之基礎上,發表有關內務府官員之新研究〈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一文。該文點出由宮廷到地方貫穿皇帝旨意之實際操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外派、外任的內務府官員;同時討論宮廷器物造作與自地方流入宮廷的文物背後,實際操辦運作之生動過程。作者釐清外任內務府官員的職務內容,包括協助宮廷獲得工藝品、相關知識與資訊、物料、工匠,以及將器物交付地方成做的任務等細節,具體描述其在地方物資貢入宮廷與招募匠人入宮等活動中,扮演的角色。這些官員多出身於內務府如意館,因此亦考證如意館的位置,及其實際執掌的內容與造辦處的差別。文章並指出地方工藝品入宮的四種管道與性質:例貢、傳辦貢、提供皇帝賞賜用品的路貢、私人呈進貢品等,以及進貢耗費的資金來源之經濟層面。該文做為此研討會之第一篇論文,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施靜菲〈清宮廣琺瑯與廣東琺瑯〉一文與陳國棟之文章相互呼應,以廣琺瑯此一個案,演繹從器物角度如何具體化宮廷與地方,甚至歐洲,的動態交流過程。文章首先運用檔案及清宮舊藏廣琺瑯實物資料,試圖復原清早中期廣東地區琺瑯的製作情形,因為其在過往研究中時常遭到忽略。而自檔案也可看到,清宮在確立自身畫琺瑯技術的過程中,與廣東的互動極為密切。作者並指出,十五世紀晚期由歐洲創發的畫琺瑯技術,在十七世紀晚期傳入清宮及廣州,而清宮自廣東納入工匠之餘,也要求廣東自行或依照宮中樣式製作琺瑯貢入宮廷,清宮的樣制傳至廣東,可能影響廣東畫琺瑯及彩瓷的製作,又隨著廣東琺瑯的大量產銷民間與西洋。與談人賴惠敏則點明琺瑯為一西方技術的性質,提示可以進一步分析此技術及以其產造之物所蘊含的意義,甚至可帶入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化問題作觀察。

    余佩瑾〈乾隆皇帝與宋朝「官窯」鑑賞〉,基本體現的正是近年學界對於重新理解乾隆皇帝的研究熱潮,聚焦於乾隆皇帝個人對宋朝官窯陶瓷的鑑識、賞玩與研究。立基於前人研究成果之上,作者仔細爬梳乾隆皇帝遺留大量御製詩中關於陶瓷鑑賞的部份,其中刻寫於實物上者,一定程度反映出乾隆皇帝對於作品時代產地的判斷與看法。乾隆皇帝的陶瓷涵養主要受惠於明代鑑賞書籍,其濃厚的興趣也使他在關注陶瓷史上幾個重要議題。然而,關於宋代官窯陶瓷之於乾隆皇帝究竟有何意義?其是否對於當朝官窯產生作用,作用為何?該文亦嘗試進一步追索乾隆皇帝鑑古思今的目的,剖析他個人對於作陶與為政之間的看法。

    對照其他研究較多以宮廷為論述起點,陳芳妹〈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則偏重以邊陲為主體的角度,從地方官員援引異族中央所積極重修的漢禮樂制度,造作具有象徵意涵的物,探究中央所欲推行的教化形象,如何在邊陲「良吏」的合作下達成。作者結合〈孔廟禮器圖說〉,以及臺南孔廟1777年蔣元樞碑,分析臺南孔廟一批署為1776年巡撫蔣元樞造禮樂器的功用與成器目的,指出蔣元樞引入台灣孔廟的中和韶樂,是不同的價值觀,來自當時清政權對於禮樂制度不斷改訂的最新成果,顯示出地方邊陲與中央教化同步共時的現象。不過,中央的新制事實上卻仍無法完全解釋蔣元樞的樂器圖式,其中雜揉了相當程度明傳統的影響,彰顯出清中央政權無法完全宰治地方的複雜面向。   

    此外,在清代器物研究中,物質交換、技術的交流與傳播始終是研究者關心的重要議題。Patricia Berger於其“Precious One: A Cas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t the Qianlong Court”,特別強調物質及其意義在文化交流中產生的「轉譯」現象,以此角度進行乾隆時期物質交換的個案研究。清宮對於外來甚至是中國古典器物的模仿,往往僅限外觀上的相似,技術與成分多為自行開發。而物質包含的意義,很可能影響到清宮對外來物品的接受與選擇。馬戞爾尼使節團贈予乾隆皇帝的禮物被認為了無新意而遭致鄙棄;相對於此,乾隆期間則曾大量仿照造訪清宮的六世班禪贈送的禮物,製作紫金琍瑪無量壽佛像,可能是因為乾隆皇帝瞭解紫金琍瑪這種物質於西藏哲學所代表的意涵,以及紫金琍瑪無量壽佛像的長壽與開悟喻意。

    物本身具有的技術、生產、風格、流通、意義、作用等多方面向,相當有利於研究者全面且具體地形塑文化交流和互動關係的細部層次,這也是此次研討會器物相關研究論文的成功之處。這些研究亦帶出許多值得吟味的議題,不但展現乾隆宮廷視覺文化之豐富性,也提示了選擇、吸收、挪用與轉譯的各種可能性。讓我們可更進一步去思考,它們背後所蘊含的帝國統治、經濟史甚至全球史等相關問題。例如身為滿清帝王的乾隆皇帝學習鑑賞並推崇漢式傳統的宋代官窯,然而在將其視為典範象徵,並藉此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顯現清政權融合滿與漢文化時的選擇與立場。而蔣元樞製作禮器一事,一方面彰顯臺灣漢人地方官員,對於異族中央重整之新傳統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展示新疆域/邊陲如何因應中央所企圖塑造的新統治概念。上述所提及的滿與漢、中央與新疆域/邊陲等問題,以及宮廷與地方、中國與周邊亞洲國家乃至歐洲的互動關係,與整體清代研究的脈動息息相關,筆者也將在以後的段落繼續深入論述。

二、「內」與「外」:宮廷、地方與域外

    研究者越是挖掘乾隆時期的視覺文化,越是發現其中的活潑和多樣性。我們如何看待宮廷裡面、宮廷外面,甚至清領土以外這些互相看似無關,卻又息息相關的藝術品呢?

    馬雅貞的〈從個人勳績到帝國武功:乾隆朝戰爭圖像的轉化〉討論康熙至乾隆時期,戰爭圖像為何一改明代以來重視個人戰績的傳統,而改為帝國武功建構?從《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平定三逆方略》等發現康熙將戰勳提升到帝國儀典層次的意圖。而乾隆在此基礎上,直到〈平定回部得勝圖〉的銅版畫製作才真正確立了帝國軍禮與戰勳的圖繪模式。銅版畫對於清宮而言是一個康熙時期新引進的藝術品種,沈定平的〈西洋銅版畫在乾隆宮廷的流傳論述〉補充了完整與清宮銅版畫相關的文史材料,耙梳這個西方引入的新品種在清宮的發展,認為它也折射了清朝盛衰過程。此外,作者承接康無為的看法,將西方藝術在清代的引進視為皇帝獵奇品味使然。(1)宮廷藝術理所當然為皇帝服務,然而我們能否再細緻區分清宮藝術究竟只是皇帝一時喜好,又或出於某些特定需求而產生?王正華〈作為政治舞台的北京城: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的研究〉討論〈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捨去傳統對星象的描繪方式,改為描繪北京城的具體空間,透過將北京城透明化使其得以承載皇帝訊息,從而成為帝王展演的政治舞台。透過陳靝沅〈離奇變詭作大觀:從觀眾角度看乾隆宮廷演劇的視覺性〉,更可以看到實際上乾隆朝的戲曲舞台是如何華麗炫技,讓外國使節嘖嘖稱奇,從而重新考慮重視視覺與物質性的清代宮廷戲在戲劇史上的定位。

    當我們頻頻將宮牆圈起來,區分清宮裡面和清宮以外地區發生的藝術創作時, Craig Clunas挑戰了原本的「內」「外」觀念。“Towards a geography of audiences for painting in the Qianlong reign” 提出乾隆時期,由於商業活絡,造成中心與邊緣互相滲透的情形。當貿易已經使地點的固定性、繪畫固有傳統、中國與西方、內與外的分際變得模糊,究竟什麼是「內」,什麼又是「外」呢?。作者舉Spoilum(史貝霖)的“ portrait of Captain Thomas Fry”為例,認為其技法曾被看作所謂的「中國技法」,且和清宮通景畫十分接近,Clunas 將之稱作co-production,呼籲重新檢討以往區分核心和邊緣的簡略作法。近來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反思清代中西交流的研究角度,主張更細緻化區分不同來源的西方因素。2McCausland便在他“Geometric Transformations in Visual Culture: Linear perspective at the Qianlong court and its translation to Suzhou” 介紹清宮向義大利學習的方法,如何被蘇州版畫的畫家調整成他們適用的方式。文章中一再強調應該更細分表現形式和技術的不同,尤其不同種類的透視法如何在中國被使用也很值得注意。蘇州版畫又稱洋風版畫,一直是研究清代地方受到西洋畫風影響的重要題材。徐文琴談論了蘇州版畫從插圖到大幅全圖製作的變化,以及其中透視畫法受到年希堯《視學》的影響,更提示法國仕女畫可能是蘇州版畫參考的來源之一。我們知道目前蘇州版畫大都保留在日本,少數由日本賣到歐洲,當時中日之間貿易畫或版畫的流通蓬勃可見一斑,這些傳入日本的中國藝術品對日本藝壇是否造成了什麼影響呢?小林宏光“The Mustard seed Garden Manual of Painting and Its Eighteenth Century Japanese Audience”介紹了《芥子園畫傳》在日本的刊刻與流傳,十八世紀日本文人畫家們如何藉由傳入日本的《芥子園畫傳》學習中國元明的文人畫傳統,並將《芥子園畫傳》視為學習中國風格的權威。除了畫譜的流傳,在板倉聖哲的〈來舶畫家研究─以乾隆朝為中心〉可以看到遠渡重洋到日本的中國畫家沈詮,其畫風在日本開枝散葉。板倉運用日本現藏的沈詮畫摹本,重新辨認沈詮與其弟子們的畫作,嘗試釐清其完整的面貌。

    不論是宮廷與地方、中國與西方、中國與日本,研究者們或擇兩個端點討論交互的各種樣貌,或發問兩個端點中間發生了哪些變化。整體而言,研究者們對於清代藝術及視覺文化的態度已經轉為積極。如今我們都承認互相刺激並不斷變動所激盪出的種種新藝術品種與風格,正是清代藝術的迷人之處。

三、去中心:回應與挑戰

    清代,尤其「乾隆學」研究熱潮方興未艾,除了因為有較為充裕的視覺材料,研究條件相對優越,亦與近年史學的新發展密切相關。當代清史研究中的史學轉向,具有企圖跳脫漢人本位觀點,以不斷修正對歷史的認識,進而重新思考清帝國究竟是什麼政權的精神,同時也連繫著現代中國是怎麼從清代誕生的問題,清史研究因此具有較強的現代關懷體質。在這當中,用地方來理解清宮,是備受注目的研究取徑。

    陳葆真的〈康熙《萬壽聖典圖》與乾隆《八旬萬壽聖典圖》的比較研究〉將兩個皇帝的生日圖像先作縱向的比較,突顯出乾隆《八旬萬壽聖典圖》既沿用了康熙《萬壽聖典圖》的構圖方式與景物佈列原則,也更密集地安排與表達新的訊息,當中尤其展現了乾隆皇帝西師與南巡之一生得意事,這些地方的象徵進入了聖典圖中。現場討論過程中,與談人王耀庭認為聖典圖研究能夠帶來更多新的研究可能,除了能啟發我們重新審視藝術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例如定位清楚的皇帝生日圖像是否可能成為類似〈清明上河圖〉的研究,甚至彼此對話;也能結合檔案文獻說明清廷制度顯示了何種效果的動員能力,若再加入現存的清宮物質材料,更是帝王壽慶文化研究的新契機。陳葆真也進一步提出,整體藝術表現上,乾隆《八旬萬壽聖典圖》雖比不上康熙《萬壽盛典初集》,但新增的西式樓房形象,暴增的人數表現等等現象值得注意,透過圖像學分析,畫面中這些特別的西方物質描繪與人口繁殖空前的現象,是可連結到世界史的角度進行詮釋。從宮廷以外的地方來審視清帝國在中國史發展中的特殊性,並將清帝國放入世界來觀察,是清代研究的重要觀點,過去被當成紀錄皇帝壽慶儀式與活動用的聖典圖,也因此活絡出了新的研究價值。

    此外,城市生活的興盛相對的也帶動起城市中藝術發展的蓬勃。藝術史家早已關注十八世紀江南城市的繁盛,對藝術品製作與消費模式所造成的重大影響、「揚州八怪」的書畫買賣與應酬、大量描繪城市圖像的蘇州版畫、揚州園林造景等,都與城市生活習習相關。而近年來明清城市史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不僅從政治、軍事或商業重心的角度來審視,更觸及繁庶的物質文化與隨之而來的享樂、奢靡或縱慾的生活,並且針對重點城市進行比較研究。莊素娥〈十里樓閣今猶在─談揚州園林與乾隆南巡〉可看出清代地方為了迎合中央而自我進行了都市改造計畫。透過圖象與文獻資料,可以發現揚州商人不斷增加景點、將城市園林化以討好南巡的乾隆皇帝,整個擴建過程包括將河流舊道加以疏濬,利用廢土堆山建築島嶼,將寬廣河面變化成湖形成湖上園林,加強水道變化,將保障河中大小園林組成大園林等等作法,可謂具備了現在的園林建設精神與理念。乾隆時期的揚州園林是南巡產物,也是清代密度最高的園林景區,與談的建築史學者黃蘭翔從都市計畫的角度,提醒了我們揚州園林除了是一個既非宮廷北方禁苑園林、也不只是私家園林的政治集體創作,它同時更是交通要道、鹽商聚集地,乾隆朝以後,政治因素減弱,為什麼還是衰敗得那麼快,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接著再從園林史的角度提問:揚州園林是短時間形塑出來的,本身的文化累積亦不夠深,放入中國園林史,意義會是甚麼?最後,也認為揚州園林的誕生與南巡關係密切且深具特色,值得作比較性的研究,例如將「南巡」放在東亞的角度來看,日本與朝鮮發生過的一些政治大行列也曾讓都市繁榮起來;而我們比較容易注意到的則是沿途留下的建築,這是否意謂談生活空間之外,也要注意思考行列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東亞的視野,可說是另一個解構中國本位的觀點,而這個視界一方面和過去歐洲勢力試圖掌控世界版圖有關,一方面也對在此之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論述進行反省,進而開展新的相對「西洋」或「西方」的文化區域概念。以往會以如何模仿中國來看待古代日本與韓國的文化底蘊,中國也因此被視為單一的文化注入者,隨著學者深入研究對象並重新評估,這些受容者的主體性已開始被強調出來:他們是經過選擇的挪用,並且有意識地改造與轉譯出自己的特色。目前最新的東亞文化研究成果揭示了未必都是中國影響他國的單向關係,東亞世界的交流特別能夠體現在具體的視覺表現上,並重新被理解,它們的意義不再是某個強勢文化的席捲痕跡,而是彼此分享的共同文化意象,以此重新省思「東亞」之作為整體的可行性。3黃蘭翔的〈東亞的孔廟與學校建築〉研究中,考察比較了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孔廟建築,發現東亞各國都出現孔廟,但空間配置都對儒教信仰的文化象徵加以取捨與改變,作者看重各國如何操作這些文化產物,達到自我認同。

    從宮廷到地方的討論,在這次的研討會不斷出現擴充、複雜化的觀點,也是當代多數人文研究的共相,這股去中心的研究精神帶來了活絡的思辯風氣與豐富的新成果,但如何不流於解構與再解構的邏輯迷宮,而能從中確切掌握到有助我們修正與增加清代的認識?當代的清代研究,開始重視要從少數的滿人觀點切入,關注滿人對多元文化的反應,修改了過去漢人本位、中國史學傳統裡的漢化觀念,改以詮釋更具多向互動意義的「涵化」,進一步談滿人皇帝主體的帝國與文化建構。滿人入關後用多語言來統治不同的文化群體確是不容忽視的現象,他們面臨的「文化滲透」也理當不只有中國,乾隆時期既是這個政策效能達到高峰的代表,同時也是由上而下加強滿清自我認同的盛期,乾隆皇帝既強調滿人應該是什麼樣子,也特別在乎中國傳統如何影響滿人,在這思路中重新被突顯重要性的中國影響,已具有不同於過去討論漢化的內涵。4

    因此,乾隆皇帝積極建立文化典範的內涵與目標討論顯得非常重要,在龐雜的材料中,如何清楚地說明這個概念?研討會專題演講人傅申以「乾隆丙寅年」為主題,根據乾隆皇帝在丙寅年(1746年)從事了大量的書畫鑑賞活動,指出其中積極詮釋特定作品的典範地位一事最值得注意。最重要的三項代表活動包括積極而密集的臨摹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三帖,並著手建制著名的三希堂,以及選擇董其昌的意見作為中國畫史標準,加強形塑「四美具」(顧愷之〈女史箴圖〉、李公麟〈瀟湘圖〉、〈蜀江圖〉、〈九歌圖〉四畫卷)的名跡地位。乾隆十年(1745年)冬,〈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入宮,乾隆頻繁題跋,翌年丙寅年又得到無用師卷,兩卷皆收於紫禁城的「畫禪室」;這些繪畫典範作品甚至收藏空間的命名,都與董其昌密切相關。乾隆丙寅年除了是乾隆皇帝的書畫鑑賞豐收年,傅申所梳理呈現出的具體過程,正是「文化建構」框架中,以往較欠缺實際認識的組成內涵之一。

    如果意識到這是一個有著滿人身分的皇帝,以及他統治著一個複合族群的帝國,乾隆皇帝積極整理中國典範這件事,除了原本關心的「異族如何自我形塑以代表中國正統」的舊論述外,還可以再提出什麼新的看法?

    盧慧紋發表的〈摹刻宮廷、地方、蘭亭序:從「落水蘭亭」的鑒藏談起〉,分析出乾隆皇帝的書風基植於對〈蘭亭序〉墨跡搨臨本系統的認識,與文人士子對定武石刻系統的興趣大相逕庭,作者從帖學與碑學系統來理解乾隆皇帝在書法收藏上看重董其昌的意見,迥然不同於另一種翁方綱繼承的南宋考證派,而與談人王耀庭從「至寶生命」的收藏觀切入,看出一個可明顯與翁方綱區隔的新收藏家體系。宮廷與士人出現不同的鑑賞興趣,其中清宮廷的選擇值得注意,首先它仍然有必要放在中國書法史的脈絡裡致力更周全的歷時研究,王亦旻的〈乾隆皇帝書法學習經歷考〉就利用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乾隆皇帝從皇子到太上皇各個時期的書法作品,全面探討乾隆皇帝的書法學習歷程與個人書風的形成,不但修正與補充過去對乾隆皇帝個人書風的籠統認知與片面評價,也為他在中國書法與收藏史中的位置提供更多的立論基礎。

    一方面增進過去缺少的中國史脈絡內的歷史認識外,一方面從滿人角度亦值得再作另一層次的新提問,那就是針對「選擇」本身,滿洲皇帝選擇了什麼來代表他帝國內最理想的中國?如同盧慧紋在討論時重申的意見,收藏與文物之間的關係不一定只是品味問題,清宮對書畫傳統的認識與選擇,隨著新的觀點參預,也許將有新的論述可能。徐澄琪的〈乾隆時代的西北邊塞印象:從華喦蘇武牧羊談起〉也提出了一個特別的現象:身為「異族」並強力征服新疆域、擴大版圖的滿清,面對此前中國歷代所想像建構出的「異族通婚」與「異域」的文化意象,如果單單再沿用以往所理解的中國朝代繼承者來詮釋清代,就會產生弔詭。滿清有遼闊領土,「異域」已不復存,而「異族聯姻」對跟北亞、中亞游牧部落關係密切的滿人而言原就習以為常,乾隆時期甚至更密集地透過締結姻親關係來重重強化外圍部族領袖與皇帝的緊密關係,作為統治策略。5

    清代宮廷如何選擇與運用中國傳統,值得再關注。而這個觀念也可能使許多原本被認為是單純紀錄用途的紀實畫作品,得以有再認識的機會。梅韻秋在〈御道上的水路奇觀:乾隆南巡與運河名勝圖像的發展〉中,發現1764至1770年徐揚為乾隆皇帝繪製的〈南巡圖〉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裡,出現了與眾不同的細節,即一個具有肖像性的官員獨自跪於皇帝面前。倘若比較康熙朝的〈南巡圖〉與乾隆朝其他段落的〈南巡圖〉,皇帝現身的場景,大部分傾向描繪不具肖像性的百姓集體群像。作者認為由於乾隆皇帝頭兩次南巡未曾下具體指示給河工,此圖無法合理解釋成再現上諭下的情境,所以畫意應不在歌頌皇帝,而較有可能是拿來表揚有功河工。乾隆皇帝除了會以文字記錄功績,下令所作的〈南巡圖〉利用了另外一種「宦跡圖」肖像性的元素與描繪重要場景的圖式,為有功賢臣作紀念碑式作品,獎勵並鼓勵臣子為他效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圖像研究可以分析出特別被加強突顯的特別訊息,也必須意識到究竟省略了哪些部分,與談人莊吉發認為圖像研究應該要搭配所有可能相關的文獻資料來做研究,才更謹慎周全。

小結:期待更多對話

    綜合而論,本次研討會從視覺文化的角度出發,整合藝術史、物質文化、歷史研究等領域,內容反映宮廷史、乾隆研究、中西交流、清帝國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以及中央與地方的互動等清史研究的趨向與重要議題,並且提出深具啟發性的研究成果。

    儘管此次研討會成功囊括如此豐富多元的領域與議題,並體現清代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的發展軌跡,但終究有一個必然要面對的課題,那就是如何與以文字為主的清史研究對話,並進一步彼此檢驗。此外,本會與談人莊吉發亦曾在其他相關研討會數度提醒,「史料」運用除了圖像與文字,理當也要能兼顧滿漢文才算周全,本次會議中確未見到研究者使用滿文材料。這不禁要提問,滿文材料是否真的可以運用在清代的視覺文化研究上?對清代視覺文化研究又可能發揮什麼作用?

    如果回顧滿文材料在整個清史學史的革新地位,或可幫助視覺文化研究者仔細評估使用滿文材料的意義。當代清史研究中,史料的語言轉向是最值得被關注的現象,過去被認為沒有學習價值的滿文材料重新受到重視,不再只是漢文的翻譯副本,而能積極的用來檢驗不同語言系統的操作意義,甚至具備獨立的研究價值。滿文史料在1970年代起逐漸受到台灣、中國大陸、日本與歐美學者的重視,促成了新的研究觀點與議題,也掀起了美國新清史研究風潮。

    一場著名的論戰中,何炳棣(Ping-ti Ho)認為滿文的材料並非如羅友枝(Evelyn Rawski)所標舉的那麼重要,但承認與強調除了保存滿性,也必須加上漢化模式,清才能成功佔領中原,故不可二元簡化忽視滿清漢化的歷史意義。6近十多年來興起的新清史與這場辯論可謂關係密切,新清史不同於之前傳統清史的研究特點,一是要以滿文材料作清史研究;二是由原本以中國史定位清朝,改從世界史角度認識清帝國;三是強調清在占領中原之後得以維持國祚近三百年,關鍵就在其滿性。新清史的發問起點也正是滿人征服中原之後,如何建構與運作有別於前代只能止步中原的征服王朝、或中國傳統王朝的模式,來統治後來持續拓展的新疆域。於是「清是什麼」、「滿洲人是誰」,成為新清史研究崛起以來的重要問題。而新清史研究的特質,也在在顯示當代許多學者欲求跳脫中國漢族本位觀點的企圖,從傳統的「邊緣」來檢視中國史,這些新論述足以開始改變我們對「中國」與「中國人」的概念,讓我們理解從滿清而來的現代中國所把持的民族觀是怎麼一回事。7

    滿文材料對清史研究有史學方法上的革新意義,滿文與視覺的關係,除了可以藉由掌握滿文檔冊建構更完整的歷史脈絡,還有那些是可以就視覺本身來討論的呢?現階段看來,畫面上或相關載體上具備滿漢文題識一類的視覺材料或許是可以切入的。畫面上的滿漢文題字,從原本消極的被認為只是翻譯對照,只知其一足矣,到積極的檢驗是否暗藏意念對壘或是不同意識運作,這或可在莊吉發的十駿犬圖研究得到啟發,該文比較兩種語言敘述傳統,雖然並未有就畫面本身來處理的意圖,但也不啻意謂著同一個畫面上,同一條犬,卻基於不同文化體系的動物理解方式,而有不同的內部圖像學意涵重疊並陳在畫面上;這其實可能幫助討論作品製作用意以及如何被滿人皇帝使用的問題。8滿文材料本身當然並非萬靈丹,但值得重視它帶來的新問題,清朝如何回應中國傳統,進行自我文化建構?這個觀念,有助我們重新評價清宮的藝術,也能因此理解其在過去的研究傳統裡受到忽視的原因。9

    從「中國的清朝」轉向「世界的清帝國」,當中還有個備受關心的問題意識是「中國有沒有、什麼時候開始有現代性」,對一些學者來說,這個問題切中了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歷史遺憾。世界史觀的現代關懷,有著去中心的解構精神,在此與二十世紀以來關心中國為何不如西方的疑問卻有著貌合神離的共同提問:中國何時衰落?為何衰落?乾隆晚期,清帝國勢由盛轉衰,在藝術表現成就上,往往也被認為走向下坡,學者們的研究關懷透過中西交流議題逐段鎖定了乾隆時期對西方科技的態度,也開始出現針對二元對立格局的檢討:如何說明清朝十八世紀是強盛、十九世紀是衰落,以及之間的轉變意義?這次的研討會的焦點雖未直接觸及這個大命題,但Craig Clunas在會議的最後,提出一些對二元化思考極具價值的反思。首先是關於二十世紀末期以來陸續發表的清宮檔案,這些資源幫助了許多研究,但也將研究視線都吸引到中央,使得地方容易受到忽略。再者,文字記載和常遭人質疑製作背後意圖的圖像相同,也屬於再現的一種,是可以論證的材料,卻不代表「真實」。而在宮廷與地方這兩個端點之間,尚有「中間」:一是空間上的「中間」,也就是被歸類為地方和邊陲以外的廣大地區;以及,社會架構上的「中間」,亦即文人,這群人在過去時常被討論,在今天卻逐漸遭到忽視,是否可以再認識。

    學術研究的進程就是不斷累積的成果,如同因為先意識中央才能談地方的角度,因為先有兩端定位而得以獲得中間的切入機會。本次研討會各發表人的學術背景不盡相同,也有各別關心的問題,如何整合是一項挑戰,本文因此選擇將這些成果放入學術發展脈絡裡來檢視,希望一方面能提供既有研究成果的簡要認識,一方面突顯本研討會對整個學術發展的呼應意義與可能的啟發貢獻。

by 林容伊  余玉琦  李欣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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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康無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清史研究》,3期(1992),頁47-53。 (原文收於Ju-sh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The Elegant Brush: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5-1795, Phoenix, Arizona, 1985.)

(2)  James Cahill, 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3)  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2011)。

(4)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期(2010),頁195-218。

(5)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1967.2), pp. 189-195.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1996.11),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1998.2), pp. 123-155.

(7)  關於新清史的回顧與檢討可參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學術季刊》,卷24,2期(2006),頁1-15。

(8)  莊吉發,〈郎世寧「十駿犬」命名由來〉,《故宮文物月刊》,51期(1987),頁40-49。

(9)  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6期(2009.5),頁1-36。

*  作者皆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本文為初稿,部分標題與稱謂經編輯部修訂刊載於《典藏古美術》,234期(2012年),頁1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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